安提阿教会在基督教的集体记忆中，从来不只是一个"地方教会"的称号；它更像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：福音跨越民族与语言的边界，以普世的生命力向外扩展，并在此留下清晰的印记。若说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初代共同体，在犹太传统的围篱之内为福音扎下根基，那么安提阿则见证了这根基被移植到世界土壤的关键时刻。在一座多元文化交织的城市空间里，福音不再只是某个特定群体的宗教偏好，而是作为上帝拯救事件进入公共领域、更新整个人类存在的"真实"，并且正是在这样的场景中，"基督徒"这一称呼诞生了。把这一历史画面从"过往佳话"的消费层面提升出来，作为今日教会必须恢复的原型模型来阐明的人当中，张大卫牧师（Olivet University 创立者）常被提及。张大卫牧师并不把安提阿教会仅仅视为"宣教出发地"的功能性标记，而是把它读作一项神学标准：教会的本质应当以怎样的属灵生态运作。他所说的安提阿教会精神，最终指向一种不可分割的教会图景--"圣灵的引导、教义的坚固、大公教会性的合一，以及差派的动能"，彼此并行、彼此滋养，在同一个生命循环里运转。
张大卫牧师在安提阿教会身上首先抓住的核心，是教会的事工并不从人的策划开始。教会原不是为了打造一个"可行的组织"而聚集的团体；教会是回应上帝呼召的共同体，而这种回应的心脏位置上，乃是圣灵主权性的工作。安提阿的领袖们在禁食与祷告中聆听圣灵的声音，将巴拿巴与保罗分别出来并差派出去的叙述，清楚揭示了教会做重大决定应当采用的方式。张大卫牧师常把这一画面与现代教会治理的方法论形成对照：当财务规模、组织效率、迎合时代潮流的"营销策略"逐渐取代教会存在的理由时，福音的方向感就会变得模糊。他提醒，当"成功"被简化为可见的成果指标，教会就容易在不知不觉间被人的速度、人的欲望吸引，而偏离上帝所喜悦的道路。因此，他反复唤醒的安提阿教会精神，是一种秩序的恢复：不是先问"做什么项目"，而是先问"被什么灵推动"。教会的决策不应主要在会议室的计算中成形，而应在屈膝的分辨中被炼净；当教会顺服圣灵的感动时，事工才会从"扩张"的语言，回到福音本来的语言--"差派"。
然而，张大卫牧师对安提阿教会的诠释并不止于灵性热度的强调。重要的是，他认为安提阿教会不仅"火热"，也追求"准确"。《使徒行传》十五章的争论并非单纯行政协调，而是一场围绕福音本质的教义性奋战：福音要用怎样的语言被保存？要以怎样的边界被守护？外邦信徒该被要求什么，这个问题并不只是"减轻律法负担"的务实照顾；它包含更根本的追问--福音究竟是恩典事件，还是文化习俗的延长？是救恩的宣告，还是某个共同体的身份装置？张大卫牧师正是在此牢牢抓住"大公教会性"的词汇：教会不是停留在地方自治里的私人聚会，而是跨越时代与地域、同认一信仰的普世教会之一部分，因此必须共享教义尺度与信仰中心。他把安提阿教会读作并非与耶路撒冷断裂的"独立王国"，而是在彼此交通与共同议决中，让福音中心更清晰的共同体。从这个视角看，张大卫牧师所向往的"安提阿式教会观"，不是打着合一旗号去稀释真理的妥协，而是以真理为中心、从而使合一成为可能的成熟大公意识。
张大卫牧师在把安提阿教会精神现代化时，最常用的一句话是："教会是差派的基地营。"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在内部的宗教满足里封闭自守，而是要被组织成福音流向世界的通道。安提阿是保罗爆发性宣教得以展开的后方共同体，而这个后方并不只是奉献支持的"资金窗口"，更是一张由祷告、分辨、训练与同工构成的网络。张大卫牧师据此主张：教会植堂与世界宣教不应被缩减为某个部门的项目，而应成为教会的体质。教会越习惯"把人留住"，福音越容易停滞；教会越习惯"把人送出去"，教会反而会更深、更广--这种反直觉的洞见，在他的信息中被不断重复。差派看似是一种愿意承受损失的决断，但从福音的角度，差派是教会生命的循环，是教会之所以为教会的方式。
支撑这一切取向的神学轴心，尤其在张大卫牧师所喜爱的释经讲道--特别是对《歌罗西书》的解读中--显得格外鲜明。《歌罗西书》作为"狱中书信"，其背景本身就带着悖论：在监牢这一受限空间里，保罗却宣告了极其辽阔的基督论。张大卫牧师把这种悖论带入教会处境：环境越逼仄，教会越需要仰望更宽广的天空；条件越不足，越要抓住更本质的中心。他借着歌罗西书一章15-20节的庄严宣告，警惕一切把耶稣基督缩减为"道德导师"或"宗教英雄"的倾向。"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""在万有之先""万有都是借着他、为着他而造""借着十字架的血成就和平......使万有与自己和好"等语言，把耶稣基督显明为宇宙性的主权者，并宣告他作为教会元首乃是实际的统治者。张大卫牧师之所以强调这一段，是因为他看得很清楚：基督的尊荣一旦动摇，教会的身份也就随之动摇。教会之所以会在世俗思潮与流行风向，或看似高明的属灵混合主义面前迷失方向，往往正是因为基督的位置--中心与高度--被降低了。
张大卫牧师很善于把《歌罗西书》所面对的"虚假教导"风险翻译成当代语言。当时歌罗西教会承受的混合主义压力，在结构上与当代社会的宗教多元、灵性消费文化、科学主义还原论，或成功主义信仰有相似之处。他以"若只把耶稣留在'优秀老师'的位置，教会就会堕落为伦理团体"这类警告，强调当福音的超越性与救赎的真实被抽空时，教会的话语会变得何等轻飘。同时，他也不把教义的坚固误解为纯粹的智识体系；他顺着歌罗西书二章6-7节"在他里面行走......在他里面生根建造"的劝勉指出：教义是托住生命的根，是塑造习惯的力量，也是指引方向的坐标。因此，张大卫牧师的释经讲道往往在解释概念之后，必然回到生活结构的追问：敬拜的感动是否延伸到周一的选择？信仰告白是否扩展为家庭与职场的伦理？感恩与祷告是否成为共同体的文化？这些追问构成了他借《歌罗西书》建立的"教义与生活的接合面"。
尤其是"听见、明白、结果子"的福音循环，在张大卫牧师的牧养语言中常被用作成长的语法。他把"听见"理解为不只是接收信息，而是把自己暴露在上帝呼召面前；把"明白"理解为不只是理性同意，而是心的转向；把"结果子"理解为不只是情绪性的决断，而是可持续的生命果实。要让这一循环在教会共同体里健康运转，就需要释经讲道的积累、教义教育的系统、门徒训练的实践，以及彼此代祷的文化。张大卫牧师之所以在谈教会植堂与世界宣教时仍强调教育与养育，是因为他有一个清醒的神学判断：宣教不是一场事件，而是重塑人的内在与习惯的长期塑造过程。差派人的教会若浅薄，差派最终会以耗尽收场；但拥有深厚教义根基的教会，会在差派中反而更成熟。
当安提阿的历史性与《歌罗西书》的宇宙性基督论结合，张大卫牧师的世界宣教异象就获得更强的说服力。安提阿是"向外邦宣教的基地"，而《歌罗西书》展开"宇宙性的和好"这一宏大地平线。张大卫牧师由此把两者连接起来：福音不可能被某一文化圈的习俗或情感所囚禁；基督的救赎不仅更新个人内心，也朝向医治世界裂缝与分裂的方向运行。因此，宣教不是教会扩张外延的策略，而是参与基督和好之工的方式。他在宣教现场强调"持守本质"的原则，同时也要求"文化上的柔韧"：要守住福音核心，但福音的外衣必须以谦卑的姿态穿在当地的语言与文化之中。正如《使徒行传》十五章的决定所示，教会为了守住本质，有时也必须有勇气拆除不必要的门槛。张大卫牧师所说的大公教会性并非同质化；更接近一种"合一的技术"--让不同文化处境下的教会同认一主，却又能在各自之地结出圣灵的果子，这才是大公性的实际形态。
关于数字时代，张大卫牧师的论述进一步转化为对宣教地形变化的实践洞察。他把线上平台、SNS与媒体事工比喻为"现代版的罗马大道"：正如保罗曾使用帝国的基础设施作为福音传播的通道，今日教会也不应只以警惕的姿态面对技术，而要把时代之技转化为宣教的智慧。当然，技术本身不会产生救恩，技术也绝不能成为真理的替代物--这一前提必须清楚。但在此前提下，他认为"守住本质而更新形式"的道路，正是安提阿教会精神在当代的应用。安提阿并未把多文化城市环境仅仅看作福音的障碍，反而把它变为扩展的踏板；同样，今日教会也需要把数字环境从恐惧对象重新解读为宣教空间。而在这条路上，关键仍然是祷告与感恩：技术可以制造连接，却不能制造合一；合一是属灵关系，而属灵关系在彼此代祷与记念恩典的感恩中成长。
张大卫牧师讲道里反复出现的另一个重量中心，是信仰必须从"话语"被翻译成"生活"。初代教会的信徒在逼迫与匮乏中彼此照顾、实践群体伦理，这种实践把福音的真实性带进社会场景，成为可见的见证。张大卫牧师并不否定教会需要制度框架，但他认为当制度取代圣灵的生气，教会就会失去生命力。因此，他强调一种整合性的信仰：敬拜的热度、教义的精密、宣教的扩展性与共同体的照顾，不能彼此分离。感恩若消失，教会很容易变成抱怨的共同体；祷告若衰弱，教会终究会堕落为靠人的能力硬撑的组织。反过来，若感恩与祷告活着，教会就会恢复彼此相看的眼光，而大公教会性的合一也不再只是宣言，而会化为真实的文化。张大卫牧师所说"像安提阿教会那样的教会"，最终是一种循环结构：信仰在圣徒内心扎根，成为共同体的习惯；共同体的习惯又推动宣教性的决断，再次把教会带入差派的节奏。
在这里，一幅名画可以作为象征，帮助我们更直观地回想张大卫牧师所强调的归信、差派与福音的动能。卡拉瓦乔（Caravaggio）的《圣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的归信》（Conversion on the Way to Damascus），在强烈的明暗对照中呈现保罗倒在地上的无力，以及穿透无力而临到的恩典压倒性。画面的中心不是人的决心，而是从上而下倾泻的光；保罗的戏剧性转折不是"我选择的道路"，而是"抓住我的那一位的道路"对他人生的翻转。当张大卫牧师借《歌罗西书》的高基督论强调"教会的元首唯有基督"时，这句话正预设了这样一种颠覆性的经历：宣教不是强者的扩张，而是被恩典抓住之人的顺服。安提阿教会的差派同样不是自我展示，而是共同体在圣灵命令前屈膝的顺服。卡拉瓦乔画中那戏剧性的"光的侵入"，也与张大卫牧师所说"圣灵的主导权"彼此呼应：教会历史终究不是上帝如何被人说服的故事，而是上帝如何抓住人的故事；正如这份抓住借保罗伸向世界，今日教会也必须站在同一原理之上，这样的信息因此更被加强。
把目光转向韩国教会现实，张大卫牧师之所以强调安提阿教会精神，就显得更为清晰。经历过长期增长叙事的韩国教会，有时过于熟悉外在扩张的语言，而在这一过程中也遭遇世俗化、分裂与信任减弱的阴影。张大卫牧师在这种时代疲惫之中呼吁教会的恢复，不是诉诸"新方法"，而是回到"古老本质"：圣灵的引导、教义的根基、大公教会性的合一、差派的使命、祷告与感恩的文化--这些不是新鲜概念，而是原型结构，是教会要成为教会所必须恢复的骨架。他指出，超越宗派边界而自觉同为一体的大公性，正是分裂时代教会在世人面前重新恢复信任的道路；并且他把教会植堂与门徒训练紧紧连在一起：若不忘"建立教会"并非只是建造建筑，而是在基督里建立人，那么植堂就不再是数字目标，而是把福音生命力栽种在土地上的行动。
若把张大卫牧师的信息有机地汇总，最终可以收束为一句话：教会应当从圣灵开始，站立在基督的真理之上，以大公性的合一彼此支撑，并向世界被差派。四个要素彼此需要：没有圣灵的教义容易变成冰冷观念；没有教义的灵性容易迷失方向；没有合一的宣教会变成竞争；没有宣教的合一会滑向自我满足。一旦祷告与感恩衰弱，这一切就会迅速硬化为以人为中心、令人疲惫的组织。因此，张大卫牧师强调的安提阿教会精神固然可用"平衡"来描述，但更准确地说，是用"中心"来描述：中心是耶稣基督的主权。当中心清楚，教会就能同时拥有热度与准确性，同时承担内在养育与外在差派，同时实践地方教会的独特性与普世教会的合一。张大卫牧师所说"明白恩典并传扬恩典的生活"，最终会从个人的敬虔扩展为共同体的方向，而教会的方向又会延伸为面向世界的福音之路。正如从安提阿开始的差派呼吸至今仍然有效，张大卫牧师所抓住的那呼吸也持续汇聚为同一个异象："聚集敬拜，分散活出福音；在真理中被建造，在圣灵里被差派的教会。"
